博友风采丨“马老话工业”：重庆工业发展——历史与愿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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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话工业”

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大致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840年—1894年）。它的产生过程是复杂的、艰难的、缓慢的。

第一片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首先在广州 、上海等地陆续修建了一些近代工厂，主要是修造船（附带机器维修）、缫丝、土畜产品加工等。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到九十年代，由一批称为“洋务派”的官僚，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崇厚等人为代表，主持了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活动，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前期目标是“练兵制器，以求自强”。

三十余年间，共创办军事工业企业24家，其中著名的有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汉阳兵工厂。这批企业具备机器工业的特征，是中国以国家资本形态出现和存在的第一批本国近代工业企业。从七十年后期起，洋务运动的目标开始转向“求富”。

洋务派在兴办军工的同时，开始陆续创办轮船、煤矿、冶铁、纺织、铁路、电报等新式民用企业。陆续出现的著名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工厂、大冶铁矿等。这时的企业形式，由官办逐步转向官招商办、官商合办。

大体在七十年代以后，中国民族民间资本开始投资于工业企业。到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光绪二十年），全国共创办了145个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小。其中，开办船舶和机器修理16家，缫丝工厂96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机器纺纱、机制面粉，出现在上海、天津、福州。还有制茶、制糖、玻璃、饮料等10多个行业。

重庆地处内陆腹地，与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口岸城市相比，近代工业的发生时间要迟将近半个世纪。盛极一时的“洋务运动”，基本上与重庆无缘。即使是中国民族民间资本投资工业的事情，也比沿海迟发生二三十年。

重庆近代工业发端于开埠。最先在重庆兴办工业企业的是外国商人。他们在为本国商品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也积极寻求他们自身需求的中国产品，由此产生了土产品出口加工业。例如，猪鬃、桐油、山羊皮、生丝等的大宗商品的出口加工企业。

外国蒸汽船舰进入川江，其所需燃煤亟待就地解决，由此，外国商人四处探寻煤炭资源，并力求垄断煤炭开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重庆最活跃的外国商人当数英国人立德乐。立德乐一类外商，凭借不平等条约在重庆从事产业经营，攫取超额利润，侵犯了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但是，在封建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国内地，他们投资的工业企业有助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构成重庆近代工业史的一部分。

重庆早期工业资本家一般由四种人转化而来：手工业工场主、官绅、商人、留学生。他们从事经营的工业企业都是轻资产工业。重庆民族工业近代工业产生的两个途径；

一是部分手工业工场向近代工业企业转化。无可讳言，进口廉价洋货对传统手工业经济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在外贸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土产品加工业，在洋货未能取代土货的一些行业或领域，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未遭到扼杀，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工场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技艺提高，劳动分工增细，资本积累加速，一部分手工业工场开始向近代工业企业转化。

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开办了一些新式工业企业。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内陆腹地的经济侵略始终以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主要内容，生产资料特别是技术设备等方面的资本输出极少。

重庆开埠以后的整整十年，重庆没有出现一家以蒸汽或电力作动力的生产企业。二十世纪初，出现了投资新式企业的热潮，出现了制造工艺的革新—主要涉及缫丝、棉织、玻璃、造纸、印刷、开矿、日用化工等工业行业。这些企业，直接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以及技术的作用，是与传统工场不同的资本主义新式企业。

有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有两个好时期：一是1914年至1918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相互厢杀，中国民族工业趁机得到了较快发展；二是1927年至1936年，蒋介石政权建都南京时期，民族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论者称之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和“白银时期”。姑且不说此论是否符合中国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至少可以说，从民国初年到抗战全面爆发这长达20多年期间，重庆不存在所谓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白银时期”。

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以后，1913年至1916年期间，国内先后爆发过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四川都是重要战场。袁世凯死后，四川由多路军阀割据，彼此争斗不已。据写于1932年底的《二十年之川阀战争》（作者李白虹）记载：“据最近报告的统计，四川的战争，自民元以后一直到现在（但这一年的川战除外——二刘之战）[1]，共计有四百七十八次。用这个数目平均来算，每月应该有两战。”

重庆是工商重镇、财税重地。而且，川江水运是当时四川唯一对外贸易通道，谁占有重庆就可以卡住其它军阀进口武器的来源。

大小军阀割据一方，遍设关卡，直接危及工业原料来源和商品流通市场。有限的金融资源，也被军阀以借贷、公债等形式用于军费或政务开支，极少用于生产领域。

民国成立以后二十余年间，重庆工业发展极为缓慢。主要产业仍然是清末诞生的缫丝、棉织、玻璃、日化、土产品加工等轻工业，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小微企业。

据国民政府工商部企业登记资料：1937年四川有工厂115家，资本额214.5万元，平均每家资本额为1.85万元；四川占全国工厂总数3935家的2.93%，资本额占全国33793.8万元的0.58%；四川平均企业资本额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工厂大多数位于重庆。按照国民政府工商部工厂登记标准（资本1万元，使用机器动力，工人30人以上的工厂方予登记），重庆还有数百家工厂不符标准未予登记，这是一些更小的作坊式企业。

1922年刘湘入据重庆以后，力图以重庆为基地统一全川。在局势基本稳定以后，军政当局也在重庆搞了一些建设。1927年，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改组为重庆市政厅，开始在城区拆城墙、修马路。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市正式成为一级政区。1929年2月，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正式建市。其后几年，特别是1934年刘湘在蒋介石支持下统一全川以后，重庆市政府推动、策划并借助工商界力量，开展了电厂、自来水厂的建设，使古老的城市开始有了现代化的初步的基础设施。

这一时期，重庆开始建设按当时来说投资巨大的重工业工厂，如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炼钢厂、重庆华联钢铁厂等。这些建设，为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沿海工业西迁内地作了准备和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