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之友”
“工业博物馆之友”是由热心博物馆事业、热爱工业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与代表性的团体个人构成,这一群体旨在加强博物馆与社会的联系,集聚社会各界力量协助博物馆开展藏品征集保护、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展示传播、品牌运营等各项工作,从而更好地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我馆于2019年成立了博物馆之友组织,迄今已招募行业专家、学科带头人、非遗匠人、三线受访老人等共计7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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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友风采”
为深入挖掘重庆工业历史内涵,展示传播重庆工业文化价值,特开辟专栏——“博友风采”,专栏将紧扣时事主题,不定期发布我馆“博物馆之友”的文章论述、最新动态等,以博友视觉,或学识、或见闻、或感悟,带领我们看见工业、照见历史;探寻重庆城市的发展,轻启想象、展望未来。
“马老话工业”
马述林先生是重庆历史文化专家,为原重庆市发改委主任,亲历见证了重庆三十多年的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曾多次获得过省部级优秀学术成果奖或技术进步奖,对重庆地方党史、重庆经济发展史、重庆工业发展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博友风采”专栏首推“马老话工业”主题系列,向马述林先生约稿,发布以他亲身经历和独特视角撰述的重庆工业发展历程的诸篇文章。下面,让我们追寻历史的印迹,一起品读马老眼中的重庆工业发展史。
马述林简介
马述林,生于1947年,西南财经大学毕业。高级经济师,研究员、客座教授。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管理,区域经济。曾担任四川省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正厅局级)、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重庆开发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重庆市政府参事。先后担任过的学术职务有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重庆市科技顾问团顾问、重庆市学位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府“十二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学会会长等。
以下内容为
“重庆工业发展——历史与愿景”(三)
第三部分
重庆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是一般地区传统的平稳渐进式的发展,而是一种特定地区的跳跃式发展。回顾重庆工业130年来的成长路径,可以说是经历了四次跳跃式发展。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内陆腹地,交通相对方便,周边人口众多,资源富集,因此,有条件成为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战略大后方。重庆工业的前两次跳跃式发展,都与反抗侵略的战争相联,与国家安危有关。
重庆工业第一次跳跃式发展是抗日战争时期。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沿海工业内迁,促成了重庆工业迅速发展,使重庆成为了战时大后方的工业中心。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广东兵工厂等迁渝,集聚了全国主要兵器生产能力。
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重庆兵工厂占大后方总数的54.4%,拥有职工占大后方总数的72.7%,拥有机器占大后方67.2%,生产能力占90%以上。抗战期间,重庆兵工企业共生产各种步枪54.48万数,轻机枪4.26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1万挺,各种火炮1.39万门,各种枪弹85404万发,各种炮弹598.21万发,手榴弹955.66万颗,炸药包376.43万个,甲雷42.22万颗。
由汉阳铁工厂、上海钢厂迁渝联合组建的大渡口钢铁厂,是大后方唯一的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大后方最大的工业企业。在内迁的424户民营企业中,机械电器共有169家,不少是行业大厂。它们积极参与军需生产,并制造出大后方各类工业发展所需的设备。
战前重庆化学工业几乎是空白,内迁工厂成为战时重庆的化工基础和支柱。在137家化工厂中,规模最大的是著名的天原电化厂。战前重庆没有一枚机器纺纱锭,申新、裕华、豫丰、沙市四大纱厂迁渝,使重庆兴起了现代机器纺织业,全市纱锭达到12万枚,布机近千台,加上民营手工织机,对维持军需民用纺织品供给起了决定性作用。
内迁的轻工业企业中,有几家规模大、影响深远的企业,如龙章造纸厂、中国标准铅笔厂、亚浦尔(华生)电器厂等,都是行业翘楚。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血脉在重庆得以延续,内迁企业在山城人民的支持下较快恢复生产,不少企业得到发展,本地企业也得一定发展。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市工厂达到1690家,占国统区的28.3%;资本(法币)272.6亿元,占国统区的32.1%(《当代中国的四川》下卷,1990年)。
重庆工业生产的军需民用产品,对支援前方作战、维持后方民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重庆为全民族神圣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平心而论,当时重庆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十分低下的。
今天重庆工业每一天创造的物质财富都远远超过陪都时期的一年;每一天生产的电、钢材、有色金属、水泥等基础产品产量,都是当时一年的产量也比不上的;更不用说旧中国不能生产的汽车、摩托车、精密机械、仪器仪表以及电子产品。
重庆工业的第二次跳跃式发展是在三线建设时期。1964年,美国把战火燃烧到我国南边近邻,国家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预作反侵略战争准备,以临战状态开展了三线建设。
当年9月,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上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上、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从1964年持续到1980年。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是国家三线建设投资建设的重点;分南北两线,南线围绕地面压制火炮和大口径高射炮,北线围绕光学仪器、火工产品和炮弹,布置了一系列工厂;对重庆主城原有的几大兵工厂,也进行了改建和扩建,着重加强了防空措施。通过基建和技改,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提高了生产能力,产品结构实现了均衡发展。
为了给军工生产配套,对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进行了改扩建,把鞍钢中板厂搬迁到了重庆,新建了重钢四厂。新建西南铝加工厂,在该厂安装了号称为国宝的3万吨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2.8米热轧机与2.8米冷轧机,可以为航天航空工业提供大规格特种轻金属材料。
根据毛主席调整船舶工业布局的指示,在重庆沿江,上起永川、江津,下至涪陵、万县,布置了17个工厂,形成了完整的船舶工业基地,能够制造中型军用水面舰艇和潜水艇,配套生产船用动力设备、仪器仪表和部分水中兵器。电子工业,主要是改扩建了重庆无线电厂(716厂)、重庆微电机厂(907厂)、重庆邮电器材厂(515厂)。核工业,开工建设位于涪陵白涛镇的816厂。
航天工业,支持布置在重庆以北的062、064基地的建设,在重庆新建地面控制设备生产厂(289厂)。当时我国尚不能生产牵引重型火炮和地地导弹的重型汽车,为应对部队急需,国家从法国引进了贝利埃重型汽车整车制造技术,从西欧六国引进了工艺装备,在重庆配套建设6个工厂,形成了完整的重型汽车制造基地。
除了军工企业外,还有一系列民用工厂迁建到重庆,重庆地方机械工业(不含军工)由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长春、无锡、杭州等地内迁来渝的41个企事业单位,主要有浦陵机器厂、红岩机器厂、重庆起重机厂、杨家坪机械厂(矿山机械厂)、江北机械厂、重庆仪表厂、华中机器厂(先后更名为东风机器厂、重庆气体压缩机厂)、重庆工具厂、重庆标准件厂、重庆电机厂、重庆西原电机厂(重庆特种电机厂)、重庆钢球厂、重庆试验设备厂等。
上述企业中,有的是内迁企业与本地原有企业合并改建的。重庆地方机械工业先后承担军工配套产品的企业有22个,其中重庆水轮机厂等6厂由国家投资建设了封闭型军工产品车间。
三线建设期间,全市仪表行业(不含军工)由沿海内迁单位23个,四川仪表总厂是我国主要的工业自动化仪表及控制系统生产基地。化工行业,主要新建了西南合成制药厂、四川染料厂、长风化工厂、川庆化工厂、长江橡胶厂等企业,改扩建了天原化工厂、长寿化工厂、中南橡胶厂、重庆轮胎厂等企业。
除了工厂外,从1965年起,还陆续迁建和新建了许多研究所。如兵器54所、62所,一机部第三设计院、重庆自动化仪表研究所、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重庆重型汽车研究所,交通部重庆公路科学研究所,电子部24、26、44所,石油部重庆润滑油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重庆分所等。
重庆现在有影响的科研院所基本上都是那时奠定的基础。在此之前,重庆在全国有名的大院大所只有冶金部重庆钢铁设计院(1958年从鞍钢设计院搬来),以及煤炭部重庆煤炭设计院,二者在三线建设时也进行了扩充。
三线建设奠定了重庆工业在全国的地位。1982年,重庆工业固定资产跃升为全国大城市的第5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工业总产值居第7位,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沈阳[1]。重庆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工业基地。
重庆工业基地形成的独特路径带来几大缺陷:一是按打仗要求组织经济建设,生产生活设施简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些都成为工业经济正常运转的障碍。二是重要工业企业按临战部署建设,按照国家指令运转,一旦面向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性矛盾格外突出。三是生产力布局不合理。抗战期间,为了躲避轰炸和方便取水、运输,工业企业一般散点式布置在两江河谷。三线建设期间,按“分散、靠山、隐蔽”方针布置企业。历史形成的工业布局妨碍社会化分工,也妨碍城市化进程。
重庆工业的后两次“跳跃”,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由重庆计划单列和重庆直辖两大政治事件激发的。第三次“跳跃”是在计划单列时期(1983-1996)。1983年,中央决定在重庆开展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实行计划单列体制,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重庆拥有了与大区域性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开启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在国家的扶持下,重庆老工业基地改造取得一定进展,特别是计划单列初期,效果尤其明显。
从1983年到1988年,重庆市用了外汇2.75亿美元,成交了310多项合同,引进了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对一批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其中,引进生产关键设备项目有240多项,设计制造生产工艺管理项目有58项。
这样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在重庆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通过技术引进,大大地改善了重庆工业原有的物质技术基础,建成了一批具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进水平的生产线、检测中心、样板车间。
在“七五”期间(1986-1990),重庆市列入国家计划并得到实施的主要工业项目有:重钢150万吨钢配套改造、重庆特钢新建800吨精锻机、西南铝加工厂改扩建、重庆水泥厂日产2000吨干法水泥生产线、长寿化工厂天然气制乙炔及氯丁橡胶扩产、长风化工厂PAPI项目、重庆轮胎厂钢丝子午线轮胎项目、重庆氮肥肥厂新建30万吨纯碱项目、新建四川陶瓷厂30万件卫生陶项目、四川仪表总厂系统改造、四川汽车厂引进斯泰尔汽车项目、重庆汽车厂五十铃轻型车项目、长安微型车项目、四川柴油机厂(405)斯泰尔发动机项目等。还有引进国外彩电、冰箱、洗衣机生产线,重庆都获得了国家定点,而且是军工、地方两条线。
军工开发民用品开始把主要领域从自行车、电风扇、座钟等日用消费品生产转向开发国内外市场需要的附加值高的民用品,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重点建设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陆续开发生产了铁路货车、重型汽车、大中型柴油机、民用船舶、石油机械、煤炭综采设备等国家急需的产品,形成批量生产能力。促进军工企业改造为军民结合型企业,在军工企业与民用工业企业之间建立配套协作,迅速形成了以摩托车、汽车为主的支柱产业,在全国率先走出了军民结合的新路子。
调整三线工业企业布局,根本改善了一批重要企业的外部生存条件。原散布在偏远山区的40多家国防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先后迁入重庆市区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四大工业片区。
一是南岸区南坪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区(三厂三所:338、789、759厂和电子24、26、44所调迁于此);
二是巴南区渔洞汽车及重型机械加工工业区(南线布点的9个兵器工厂调迁于此);
三是江北区冉家坝精密机械电气仪表工业区(万县的452、454、455、457、487、489等船舶系统6个工厂调迁于此);
四是九龙坡区石桥铺科研区(兵器59所[1]、航天机电设计院、机械部第三设计院、中石化润滑油研究院、重型汽车研究所、515厂、289厂等调迁于此)。
这些国防工业企事业单位的调整迁建,不但促进了一批工业新区和企业群体的兴起,更为重要的是为九十年代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并取得成效。到1990年,全市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达到112家,其中工业生产型企业79家,到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达到2034家,其中工业生产型企业1443家。外商投资涉及到工业生产各产业部门。特别是外商重大投资项目英国BP公司15万吨醋酸项目、瑞典ABB三峡大变压器生产项目在渝落户,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计划单列期间,重庆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大体保持与全国同步,前期增长速度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新华社公布,全国城市1990年按国内生产总值排序,重庆位列第五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按销售额排序),重庆有14家。在全国实行沿海发展战略的大环境下,作为内陆老工业城市能够做到这一步,确实是不容易的。
第四次“跳跃”是建立重庆直辖市以后,重庆直辖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创造了体制条件和发展机遇。1997年重庆直辖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衰退,重庆工业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调整时期,包括“壮士断腕”式关停并转企业,终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2000年整体扭亏为盈。
其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到2011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了国有工业企业及销售产值500万元以上的其他工业企业)有4793家,销售产值过亿元的企业有1737家,过10亿元的企业有163家,过100亿元的有13家,长安集团过1000亿元。重庆工业产值和全市生产总值均突破万亿元大关。
在经过十几年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以后,从2016年起,重庆工业进入了一个战略性结构调整时期。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突出位置,推动支柱产业迭代升级,壮大“芯屏器核网”产业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2019年重庆工业增加值达到6659.7亿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4位,仅次于上海、深圳、苏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达到6694个,比直辖前的1996年增长1.87倍;从业人数达到151.36万人,增长2.65%;企业资产(固定资产净值+流动资产)达到17341亿元,增长14.5倍;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1047亿元,增长28.6倍;利税总额达到2049亿元,增长41.6倍。
201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煤1158万吨,发电量843.3亿千瓦时,天然气110.53亿立方米,生铁611万吨,钢材1136万吨,铝材211.5万吨,硫酸161.4万吨,烧碱36.10万吨,精甲醇215.11万吨,涂料78.53万吨,塑料制品232.54万吨,化学原料药6781吨,中成药114872吨,合成氨56.48万吨,化肥(100%)81.62万吨,化学农药2342吨,轮胎外胎1388万条,水泥6753万吨,人造板61.13万立方米,汽车138.30万辆,摩托车车407万台,发电设备227.39万千瓦,交流电动机421万千瓦,变压器4782万千伏安,金属切割机床6632台,内燃机(发动机)22661万千瓦,泵79.61万台,风机22.98万台,气体压缩机464.21万台,轴承5386万套,工业锅炉1118吨(蒸发吨),民用钢质船舶(载重吨)30.60万吨,微型计算机6422.23万台,显示器2444万台,打印机1366万台,移动通信手持机17432万台,集成电路337143万块,化学纤维14万吨,纱5.28万吨,布17143万米,蚕丝1973吨,机制纸及纸板361.35万吨,日用陶瓷制品482万件,日用玻璃制品82.98万件,合成洗涤剂15.14万吨,卷烟540亿支,啤酒67万千升,罐头6.42万吨,乳制品24万吨,无酒精饮料270.80万吨,皮鞋靴6695万双,服装7345万件。
重庆有铝材、精甲醇、汽车、摩托车、内燃机、微型计算机、打印机、显示器、移动通信手机等一批重要产品产量在全国居于前列。
近年来,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速度高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长速度。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到1665亿元,占全市工业的25.0%,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1%。重庆对外货物出口在中国中西部各省中居第三位,仅次于四川、河南。
2019年货物出口达到538.0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为89.9%。当年出口便携式电脑5194万台,摩托车232万辆,均居全国第一位。现在,重庆是我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的新时期。
还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计划单列时期,重庆承担上缴中央财政的任务比沿海好些省份还多,为国家大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二是重庆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面积和人口成倍增加,都使人均地区增加值指标低于全国水平,但经过努力又赶了上来。改革开放四十年重庆工业在创造就业,提供税收,促进对外贸易和带动城市化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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